市民社会的兴起是经济之外中国应重视的另一个问题

2015-11-18 16:40 来源:理财讯综合

  编者按:共识传媒与日本笹川日中友好基金会联合举办了一场日中有识之士的对话,主题为:“中国现状与课题”。参与对话的学者有: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员刘澎、上海师大历史系教授萧功秦、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任剑涛、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员雷颐、中央党校教授周为民、经济学家华生。本文为雷颐老师的发言全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于1949年,面临着如何建设国家的问题。因此,1949年3月,共产党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为今后国家治理制定蓝图。这时,国内战役还没有完全结束,国民党还占领着南方,毛泽东在倾全力进行战斗的准备。因此,毛泽东实际上委托了当时他最亲密的战友、对城市最有了解且长期在“白区”工作的刘少奇主持设计新中国的蓝图。1949年之前,中国共产党主要是在农村,从农村包围城市,而夺取政权之后重点是城市,究竟城市应该怎么办,对资产阶级怎么办,刘少奇比较了解。

  中国的经济还非常落后,工业还很不发达,发展社会主义是以后的事情,现阶段还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可以有资产阶级和民营经济,七届二中全会就制定了这样的蓝图。

  1949年9月,为新中国成立作法理准备的“新政协”按照这份蓝图制定了共同纲领,指出中国长期处于新民主主义社会。这样,共产党的一个设想成为了国家的大纲。从1949年至1954年中国第一部宪法颁布前,这个共同纲领具有大宪章性质,规定中国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允许发展资本主义,农村土地为农民个体所有。

  1953年6月召开政治局会议,刘少奇提出要发展市场经济,私营企业有对外贸易权,征税、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要平等纳税。而毛泽东的“中国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之说取得了绝对性胜利。社会主义改造就是中国应该抛弃新民主主义的发展模式,资产阶级、市场经济这种发展模式。因此,中国开始了对资本主义的改造运动,开始实行计划经济,首先1953年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农民不能把自己的粮食,到后来所有农产品拿到市场上自由买卖,只能卖给国家,国家以很低的价格收购,之后农民变为吃农业粮的,城里人变为吃商品粮的,这一下中国变成了二元社会。因为计划经济必须固定,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必须固定化,每个地方也固定化,这样就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这种社会主义改造从政治体制上或者社会管理体制实现了党、国家、社会的高度统一,没有了市民社会,国家统治一切,每个人都在一个单位中生活,离了这个单位你就没办法生活,人民也没有自由度,没有自由的选择。最开始,计划经济显示出它一定的优越性,我们可以集中精力发展工业。但是几年之后问题暴露出来:它不可能均衡、持续地发展。

  毛泽东去世之后,1978年共产党领导层开始反思,认为要走一条新的道路,就提出了改革开放,也就是我称之为中国的社会转型,向一个现代社会过渡。用历史眼光看,这种社会转型实际上从1840年鸦片战争就开始了,但一直没有完成。1978年的改革我认为也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大家都承认,改革三十年来中国在经济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人都能感觉得到,估计日本人也有感受,比如普通中国老百姓到日本旅游,从前想都不敢想,现在每年有几百万人次,今年恐怕要突破五百万。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相对滞后,就造成了一部分人利用权力寻租获得了更巨大的社会利益,人们对社会的不公平感受特别深刻。事实上,总体说来每个阶层都有获利,但获利的份额非常不同,人们就感受到不公平,希望继续改革。如果没有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经济能不能可持续发展,社会能不能稳定,这就是当前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之一。

  因为中国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长期不争论是不行的,后来就提出一个理论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始提出来的时候,它的基本核心就是说马克思的理论是对的,计划经济是对的,公有制是对的,但是马克思设想是这个社会工业高度发达之后才能实行,中国现在还很落后,工业还不发达,所以必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在还必须有市场经济,必须改革开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开始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但是从90年代起,就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指中国是有自己的文化、历史、政治特色,世界上通行的其他政治制度,普适价值、普适原则不适合中国,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80、90年代起了不同的作用。80年代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是中国在经济方面和世界上普适的市场经济体制接轨,突破苏联模式,走市场经济道路;到90年代以后直到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说中国有自己的特色,其他的很多制度不适合中国,这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争论。

  我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除了经济上的成就,实际更重要的是市民社会的兴起,因为有私人企业,有民营企业,开始出现市民社会,打破了从前的全能主义社会模式,个人的独立性大大增强,民营经济的GDP已占到65%左右。很多人开始有自己的选择,个人可以不在国家单位工作,国家单位开除了个人,个人可以到民营企业工作,人的自由度大大增强。还成立了许多民间组织,成立了NGO、基金会,一些主要从事环保、慈善的机构。开始的时候,这些组织和政府发生什么关系,怎样合法,没有法律登记,但是有一个特殊的词汇“挂靠”, 建立慈善组织或者民间机构,明明是你们建立的,你们出的钱,但是“挂靠”必须在一个国营单位下。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后,民间社会的能量、力量和意愿、救灾速度甚至效率在某些方面超过了政府,民间机构人人捐款,民间机构志愿者空前发达,所以2008年中国政府对NGO组织态度发生了变化,从前是警惕的、怀疑的,2008年开始,认为它可能对政府工作和对社会有帮助,所以人们把2008年称为中国公民社会元年或者中国市民社会的元年。民间机构发展得很快,现在对公民社会或者市民社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也是中国现在面临的、改革中必须解决的问题。中国从前也有各种各样的行业协会,它们实际是政府组织,政府官员担任行业协会的会长、领导。2015年7月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构脱钩整体方案》,要行业协会和政府职能脱离关系,真正成为一个行业的协会。但同时又规定这些脱离关系的行业协会包括所有的NGO、基金会、民间组织都要成立共产党的组织,成立党委会。这就是说脱离了政府行政机构,又要成立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究竟怎样运作,怎样活动,是双方需要探讨的,一方面是共产党需要解决怎样领导、管理民间社会、民间组织的问题,另外民间社会也面临着怎样建立党组织、怎样接受它的领导的问题。这也是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我认为无论如何,市民社会的兴起,公民意识的觉醒,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大的成就。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