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康有为眼中的路德:统一毁灭者与新文明奠基者

2017-01-12 01:32 来源:互联网

康有为眼中的路德:统一毁灭者与新文明奠基者


  作为儒教的革新者,康有为特别关注基督新教的奠基者路德,并不令人意外。但是如果仔细阅读,我们可以发现康有为评价路德的标准实则十分怪异——在康有为看来,路德之伟大,不在于统,而在于分——他引发的宗教改革使得欧洲变得极其碎片化,同时削弱了罗马天主教廷和神圣罗马帝国。而欧洲的近代文明,就是建立在分裂和竞争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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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4年是康有为欧游之始。在漫游意大利那不勒斯、罗马、米兰等城之后,5月16日,康有为从瑞士坐车进入德国,在康斯坦茨下车,泛舟博登湖(Bodensee),此后又坐车进入巴伐利亚,抵达慕尼黑。慕尼黑是他访问的第一个德国大城市,在他眼里,这个城市道路宽广整洁,宫室新丽,胜过伦敦、巴黎、那不勒斯等城市。而德国人的治理,在他看来可归纳为四个字:“严肃整齐”,可谓“冠绝欧土”。

  无论是普法战争,还是俾斯麦统一德国的战争,不过是一两代人之前的事情,在德国随处还能见到当年列国争雄的遗迹。在其1907年《补德国游记》中的《来因观堡记》中,康有为记录了自己沿着莱茵河旅行,一路考察河两岸的堡垒的经历。这些不久之前还在使用的堡垒,在德国统一之后就已经废弃,这引发了康有为深深的感慨。中国人“生于一统之国,万千里无一战垒,民多老死,不见兵革,父子夫妻相保,以长子抱孙”,而欧洲人两千多年来列国并立,战乱不断,相比之下,中国人可以说是幸福得多。然而“祸福无门,得失相召,欧人以竞争致今日之治,乃反有以过我者”。从“众小竞争”中,产生了新的欧洲文明,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形势。

  由于地处寒冷之地,生计艰难,条顿民族的崛起晚于希腊、罗马之后。法兰克王国建立,但国土反复分割和分封,导致君权衰落,与“专尚帝制”的东罗马帝国形成鲜明对比。到了近代,更是形成了“众小竞争”之势。康有为在1904年《德国游记》列出了他心目中的“日耳曼三杰”:路德为“教门之杰第一”,康德为“哲理之杰第一”,俾斯麦为“功业之杰第一”。列举这三者,直接目的是证明“日耳曼人才之盛”。但令人惊异的是,康有为不仅认为路德是三者之中最重要的人物,甚至认为路德的重要性,超过亚历山大、凯撒、拿破仑、希腊七贤、哥白尼、培根、哥伦布、瓦特、富兰克林、达尔文等等伟大人物。

  路德何德何能,配得上康有为如此盛赞?作为儒教的革新者,康有为特别关注基督新教的奠基者路德,并不令人意外。但是如果仔细阅读,我们可以发现康有为评价路德的标准实则十分怪异——在康有为看来,路德之伟大,不在于统,而在于分——他的宗教改革使得欧洲变得极其碎片化。新教的崛起,大大削弱了旧教的势力,促生了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在此过程中,不仅教皇的权力衰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也日益虚弱,欧洲出现无数独立的政治单位,在均势之中,形成了今日的“万国公法”,即国际法。新教的出现,也大大冲击了旧教对教育的垄断,于是新学发扬光大,为新文明奠定基础。康有为毫不讳言,欧洲的宗教战争极其残酷,尤其是十七世纪的“三十年战争”,“德民经此久战,城邑荒芜,工商凋落,国弊民穷。垂至于俾士麦未统一以前,德民之困苦凡三百余年,役属于法,不能自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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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来看,路德分裂欧洲,可谓形塑了欧洲新文明的演变路径,为俾斯麦的事业设定了基本前提,俾斯麦所缔造的德国,当然也具有欧洲新文明的基本特征。但对于养育路德的德意志区域来说,路德的改革所造成的首先是巨大的破坏。如果没有俾斯麦领导的德国统一,欧洲建立在“众小竞争”基础上的文明形态不会有太大变化,只不过在欧洲的列国争霸格局中,德意志诸邦只能处于边缘地位。就此而言,俾斯麦作为“功业之杰”,对于德国的崛起具有直接的意义。

  路德宗教改革毁“一统”,归“封建”,又何以催生当代欧洲文明?在作于1906年的《日耳曼沿革考》中,康有为从五个方面进行了总结:(1)封建贵族制约君权,为立宪之政奠基;(2)封建势力众多,相互牵制,难以相互灭国,于是“竞争则思变而求进,于是政法日加改良,邻国亦妒而不能下,于是相师;互竞互师,日变日长,如水涨则堤高,堤高而水愈涨,攻防迭用,无有已时。故弊者日去,而精者日新,此欧政之所以日善也。”(3)各国难以攻灭,导致了大规模海外殖民,新的空间则使新理、新学进一步广大;(4)封建制下有世爵者相互竞争,导致了宫室和器物的改良;(5)因无帝者一统,自由城市得以生存,平等、民主、共和之制由是而生。一言以蔽之,列国竞争是当下新欧洲文明的发展动力。

  以上五点中的第四点,看起来其实比较琐碎,让人怀疑是否可以和其他四点在同一平面上。但这其实是康有为通过亲身游历所获的一大心得。他在德国各城游览,所见最多的就是各类宫室建筑。德国几乎每一个稍大一点的城市,都有“体制瑰奇,斗新竞异”的宫室。相比之下,中国“惟卑宫陋室最为近蛮,且卫生不宜,无一是处”。但这一反差,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

  自孔子削去百祀,不语神怪,而神权不昌。孔子既恶封建之专横,尚卑宫而讥建筑,又立一统之义。汉后封建永废……将相皆起自凡庶,侯封仅列为虚爵位,卿士皆无有世禄,贫困不能大举。至唐慧能说佛,直指本心而罢弃祸福。朱子则几为无鬼论矣。寺庙皆市里小人妇女为之,少有士大夫出力为之经营。神、侯两怪扫除久矣,故宫庙皆无。惟一天子宫阙规模广大,实冠大地。然以无与竞争,故绝不精丽。而天子之宫阙又非卿士、凡庶所敢摹拟,而卑宫尚简之经说又复为人所尊,不敢因事宜而易之。

  在康有为看来,中国在宫室建筑方面的落后,原因恰恰在于很早就破除了神权和封建,实现了君主的一统,没有人敢于和君主在宫室上竞争,而君主一旦受到崇尚简朴的哲学或风气影响,在自己的宫殿营建上也不会用力,于是整个国家的宫室建筑就乏善可陈了。而在欧洲,长期以来,封建王侯与教会势力众多,各方都大建宫室,宣示财富和力量,因此就形成了许多精美雄伟的宫室建筑——从中国人习惯的观察视角来看,这当然是封建王侯与教会掠夺的民脂民膏。但谁能想到,欧洲人竟然走出工商文明的路子,财富不断积累,尽管王侯与教会极尽奢华,民众竟能安然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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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茨坦新宫

  在非毁灭性的列国竞争环境中,各国为了调动资源进行外部竞争,逐渐发展出精细的治理方式;而在一统的时代,由于竞争的消失,治理方式反而变得粗放。在《德国游记》中,康有为摘录了一则德国巡警章程,列举出其中警察对社会方方面面的管理,比如限制集会,不许学生入店饮酒,小贩必须带执照等等。如此细致的规定,让康有为想起中国封建时代“治及纤悉”的周礼。康有为更是注意到,德国各行各业都有严密的管理规则,要求业主取得许可执照,雇员取得相应的资格证书。而这在中国是难以想象的。在一统之世,中国老百姓有着极大的自由,营业、建屋、经商、习工、开学、为医等等方面,都不需要官府许可,臣民平时跟官府打交道的机会非常有限。康有为比较了日本、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与中国的税收,断定中国老百姓的税负远低于列国。由此推出的结论是,生活在一统之世的中国老百姓实际上比欧洲人更自由,也因此,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主张在中国并没有太大意义,中国并不存在领主对于民众的管制极其细密、压迫太盛的沉疴,因此也无需采用法国大革命这剂猛药。但另一方面,中国老百姓比较自由,跟官府的关系很松散,也导致了“民气散漫,民质拖沓”,在万国竞争的时代,碰到“整齐严肃之兵气”,难有成功抵抗的希望。

  还在“众小竞争”阶段,普鲁士就推行了普遍义务兵役制,俾斯麦统一德国之后,又将此制度推广到德国各邦。在康有为看来,普遍义务兵役制一方面大大增加了武力,另一方面,还带来另外一个效果,就是大部分国民受过军事训练,因此“精明严悍,纪律整然”,大大提高了劳动力的素质,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康有为提议在中国引入德国的义务兵役制,举国为兵,既提升军力,更提升民气。

  康有为在此所说的“自由”,具有极强的“消极自由”的意涵,是老百姓不受官府干预的自由。康有为通常以“民权”来指称参与政治的“积极自由”。他当然认为欧洲列强在民权建设方面走在中国的前面。但是,欧洲列国竞争扩大国内民权的过程,恰恰表明民权并非免费午餐,其扩张恰恰会导致免受官府干预的自由的削减。康有为针对晚清的君宪运动指出,“立宪之后,恐更有加重征税、密增法律之事。”在《物质救国论》附录《论省、府、县、乡议院宜亟开为百事之本》中,他论述了开地方议院的两大功能:第一是筹款,议员基本上是士绅,向他们赋权,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将承受更重的财产负担;第二,推举专门的外交人才,改变目前的外交由亲王、宰相兼任的局面。扩大政治参与的目的,是为了沟通上下,达到更好的国家治理。而这当然也意味着国家对于臣民生活的更细致的干预和管理。

  “众小竞争”的重点,不仅仅在于“竞争”,也在于“小”。因为政治单位很小,所以可以做到“交通灵便,政化易感,风俗易激,相师相忌,相扶相迫,而交相进化于无已也。”而这正是德国集中展示出来的欧洲新文明的基础。一些中国的论者认识到欧洲从“众小竞争”中产生新文明的逻辑,同时认为中国若要融入这一新文明,需要重走欧洲当年的道路。而从康有为的眼光来看,这完全是刻舟求剑之举。当其门人梁启超、欧榘甲鼓吹广东独立的时候,康有为毫不犹豫地予以呵斥。他指出,国家之间的竞争正在升级,欧洲的小国正在逐渐合并成大国,在大国威胁之下,小国的生存已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康有为以印度因内部分裂而终灭亡于英国的例子强调,中国应当加强内部团结,致力于“外竞”,如果出现内部分裂,反而会导致列强乘虚而入,各个击破,最后将中国变为殖民地。

  康有为更通过德国与奥匈帝国的对比,强调了大国竞争时代国家内部整合的重要性。在《日耳曼沿革考》中,他尖锐地指出,奥匈帝国之所以落后,核心原因恰恰在于其内部整合程度太低,有14种语言,10种文字,而德国通行德语,有四种地方口音,但普鲁士口音得到了普及。奥匈帝国语言文字不通,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运作成本。皇帝和官吏不得不学多种语言。在军队里面,官与兵,兵与兵之间经常无法沟通,导致战斗力低下。但是,由于民权大盛,哈布斯堡皇帝不敢在帝国境内推行统一的语言文字,而德国皇权比奥匈帝国皇帝更强,所以在全国推行了普鲁士口音,普鲁士之外的其他邦国纵有不满,也无法对抗。

  何以民权大盛导致哈布斯堡皇帝无法推行统一政策?康有为《补奥游记》在议会政治中发现了中间的传导机制:“其在议院也,十四州各自为政党,各日月倾轧争政权。于是奥政府无能数月者,于是奥政治无一能举者,于是坐视其强邻故藩之德日新月盛而已,则袖手待亡。盖国主无权,而数十党剧争,虽百万亿裨斯麦无所用其力。于是宫室之伟丽,作厂之繁多,国富之财力,只为亡国之具而已。”1912年的《奥政党考》进一步重申了《补奥游记》中的发现,康有为指出,奥国有18个政党,“各私其州人”,而各州“风俗不亲,语言不合”,各州之“私”,无法通过议会政治的平台,成功转化成为国家的“公”。其时新生的中华民国正面临着政党蜂拥而起的局面,康有为贬奥而扬德,可见其对民国议会政治导致地方之“私”盛行的深深担忧。

  德意志各邦享受了“众小竞争”的红利,并在竞争升级的19世纪,形成统一国家。在俾斯麦的领导之下,德国自立于欧洲列强,并以逐渐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为基础,开展全球性的霸权竞争。德“国力既实,工商日兴,乃慕英、法属地之富,俾士麦乃大倡殖民之策,始启非洲,垂涎于吾胶。”德国以极快的速度扩展自身的海军,开辟海外殖民地。康有为在柏林的“属国博物院”目睹德国对于自己的帝国事业的炫耀,胶州的海关道旗被作为战利品,与一堆非洲战利品放在一起,令向来鄙视非洲黑人的康有为愤怒不已。在波茨坦的“阿朗赊理宫”(Orangerieschloss),康有为目睹德国于1900年从中国掠夺的元朝郭守敬制作的浑天仪、纪限仪等天文仪器、,更是黯然泪下,作长诗一首,铭记国耻。显然,他推崇德国,意在推动中国通过借鉴德国的治道,在列强竞雄的时代自立自强。(章永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