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和他的20万公里铁路梦

2017-01-12 01:43 来源:互联网

[摘要] 孙中山说,自辛亥革命以来,各地商务凋敝,民不聊生,唯一挽救的方法是开办实业。然而,开办实业需要交通发达,必当首先修筑全国铁路。

孙中山和他的20万公里铁路梦

1912年9月6日,孙中山视察京张铁路时与张家口各界人士合影。

韩戍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4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布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4月2日,临时参议院迁往北京。3日,孙中山前往上海,到宋耀如府邸暂住。

总统权限从孙中山到袁世凯的和平交接,为新生的中华民国奠定了一个良好的政治协商传统。可惜,现实的政治糜烂,使孙中山虽然功成却难以身退。目睹继任的袁世凯将要把他一手创建的共和逐渐拖入倒退的深渊,他选择从幕后重新回到台前,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

从种族革命到社会革命

孙中山早年以种族革命为号召,最终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创建了中华民国。在他看来,虽然政权从南京转移到北京,但五族共和达成,临时约法确立,继任的袁世凯愿意接受共和政体,可以说基本完成了政治革命。因此,他辞去大总统职务,虽然有被迫的一面,亦绝非完全被动。作为“中国的华盛顿”,孙中山认为,目前中国已经完成了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今后他将致力于完成社会革命,彻底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

孙中山认为,要解决民生问题,首先需发展经济,发展经济则必须从交通入手。他说:“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为交通之母。国家之贫富,可以铁道之多寡定之;地方之远近,可以铁道之远近计之。”不过,孙中山常年在海外生活,深受西方先进观念的影响,思想上具有超前性。他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过度发展,贫富差距不断增大。由此,他倾慕西欧的社会主义学说,希望在中国采取国家主导的社会主义政策以防止将来资本主义弊端的出现。所以,这个铁路必须由国家来修筑。正如他卸任后在中国社会党的演说中说:“社会主义为平均社会一切组织消除社会一切障碍之具……吾人今日所亟宜鼓吹者为国家社会主义提倡集产制度,如土地国有、铁道国有等事。”由此,他决定以个人名义代表国家,为中国造铁路。

6月5日,孙中山接受《民立报》记者谈话,首度披露了他构建的铁路蓝图。他认为,中国将来要有三条主干道,第一条从海南开始,经过两广、云贵川直达新疆西藏;第二条从长江入海口,经豫皖苏到陕甘宁,终到新疆伊犁;第三条从秦皇岛开始,绕道辽东到达外蒙古地区。7月22日,孙中山在上海中华民国铁道协会演说,称中国如果能够建造350万里铁路,必将成为全球第一强国。当然,孙中山明白,袁世凯政府无力修筑铁路,只能靠引进外资。他提出,向外国银行借款修筑铁路,修成后铁路主权归中国,经营管理权归外国公司,40年后再由中国政府无偿收回。

“为中国修20万公里铁路”

1912年8月25日,孙中山应袁世凯邀请进京“共商国是”。袁世凯向孙中山请教治国方略。孙中山借此机会向袁世凯提出借款修路的意愿。他说,自辛亥革命以来,各地商务凋敝,民不聊生,唯一挽救的方法是开办实业。然而,开办实业需要交通发达,必当首先修筑全国铁路。于是,他与袁世凯约定,请袁世凯练成陆军100万,自己则为中国建筑20万公里铁路。9月11日,袁世凯发布临时大总统令,授予孙中山“全国铁路督办”的全权,命孙中山一方面制定计划,商定向各国借款招股事宜并制定合同报请政府批准,一方面组织铁路公司以着手进行修路事宜。其后,政府又规定,孙中山修筑铁路全部采用外国商人资本,不涉及政治问题;没有动工的铁路日后由孙中山经营,已经修筑但没有完成的铁路需与交通部商定后确定权责归属。交通部每月拨款3万元资助成立公司,孙中山拥有一切用人的权力,政府不加干涉。

在京期间,孙中山便开始向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接洽,希望能够借款修筑铁路。此举颇遭舆论界质疑,唯恐外国政治势力借此机会攫取中国铁路,进而瓜分中国。孙中山遂在北京招待全国40多家报刊记者予以解释。他解释道,他个人将以私人身份向外国资本家借款,以公司名义与外国资本家签约,系他个人对中国政府以及外国资本家负责,中国政府对外国政府以及资本家都没有责任。随后,他离开北京,前往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实地考察铁路情况。10月回到上海以后,他致电交通部,要求提供全国铁路图表和京汉、京奉、津浦、沪宁四大路线档案。11月14日,孙中山在上海开办中国铁路总公司。

不过,这个铁路总公司的开办,即困难重重。

首先,权限难。《铁路总公司条例》规定,拟建的全国各省及边地铁路,都由铁路公司全权办理;铁路公司享有管理与收买民地的全权;中央或地方政府如欲修建铁路,如果与总公司计划无碍,可自行筹建,但路线必须与总公司商定;铁路总公司所办的铁路,政府有优先紧急租用的权力,但需要收费。此种规定,被袁世凯认为包含太广、权限太大,对孙中山提出修改案。然而,孙中山认为,如果条例修改太多,铁路总公司没有特权。没有特权则不能办事,不如取消。然而,1913年1月,在袁世凯的压力下,修正案在参议院得以通过,实际将孙中山主持的铁路公司置于交通部的隶属地位。

其次,筹款难。铁路公司开办的日常资金,袁世凯政府常无法正常供应,更遑论其他资助。1913年1月,孙中山与美国第一国家银行总理巴克谈招股建路事宜,对方表示赞成。然而,欧美各国所谓赞成,多是个人的敷衍,口惠而实不至。此时各地修路的求援电文却纷至沓来,让孙中山难以应付。1912年12月13日,南浔铁路公司呈请孙中山,希望建筑江西南萍铁路。孙中山回复表示赞成,却无钱资助。1月,云南都督蔡锷希望修筑西南铁路,联通云南与两广,请孙中山筹措款项7200万元,帮助云南方面先行建立煤矿与铁厂,以便修路。在此种压力之下,孙中山前往日本,希望与日本实业家合作,并谋划借款修路事宜。在日本,孙中山与“日本实业之父”涩泽荣一达成协议,合办“中国兴业公司”,资本定额500万日元,设立筹备事务所于铁路总公司之内。在东京,他还同七家小银行商量借款事宜。然而,孙中山在东京联络奔走借款之时,国内发生宋教仁案,他不得不暂时中断与日接洽事宜。

孙中山和他的20万公里铁路梦

1912年9月6日,孙中山赴张家口视察铁路专家詹天佑设计的京张铁路。这是孙中山在张家口车站与欢迎人员的合影。

信任袁世凯的破灭

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代理总干事宋教仁被北洋军阀的党徒杀于上海火车站,各方证据均指向袁世凯这个幕后黑手。宋教仁案的发生,使孙中山不得不重新审视他与袁世凯的关系。

孙中山卸任大总统后专注于社会革命,决定真心支持袁世凯。他之所以支持袁世凯,一方面由于高风亮节的胸襟和不计得失的态度,另一方面在于对中国政治实践的认识。他认为,现在中华民国内部国力衰弱,外部面临列强窥伺,局势如此,无论何人主持,都不能有大的作为。如果在政治方面努力,从事政党政治,必将使国家愈加混乱。因此,必须从根本下手,发展经济,使民生充裕国家基础不致动摇,才能从事政治活动。所以,他对外宣布,全面支持袁世凯担任大总统。面对即将进行的正式大总统选举,孙中山亦公开表示绝不参加总统选举。

因此,孙中山虽然是同盟会总理,但对宋教仁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的举动并不热心。孙中山同意宋教仁的组党事宜,但并未给予过多关注,而是全身心为铁路建设事业奔走。对于让位以来袁世凯的种种违法举动,他也表示了惊人的容忍。1912年8月,袁世凯应黎元洪密电,枪杀辛亥功臣张振武。孙中山并不认为袁世凯的做法正确,私下却为袁世凯辩护,认为袁世凯的境遇很可悲,如果不能满足黎元洪的要求,则可能引起北京和武汉的内乱;张振武未必无罪,只是袁世凯未经法律审判直接处决,手法不当而已。

然而,孙中山越表现出支持袁世凯的态度,袁世凯及其背后的北洋军人越觉得孙中山懦弱可欺。1912年9月,孙中山应袁世凯邀请进京“共商国是”期间,便曾经受到北洋军人的侮辱。某天袁世凯宴请孙中山,在四五百人的宴席中,一些北洋将领带头胡闹。他们吵嚷说,共和政治是北洋的功劳,又大骂同盟会说是暴徒,还有人公开说孙中山是孙大炮大骗子,并用指挥刀砸地板,等等。然而,孙中山作为一个有修养的政治家,表示出最大程度的容忍,一切表现如常并不理会。他仍愿意支持袁世凯,并避免政争,将铁路计划转化为实践。1913年初,孙中山选择在大总统选举前夕前往日本,除了为铁路化缘,也有避免与袁世凯抗争的意思。

然而,袁世凯的态度却并非像孙中山般豁达。作为一个从中国传统政治摸爬滚打半辈子的官僚,袁世凯不能理解孙中山的让位之举,认为其不过是屈于武力的逼迫而已。他更不懂共和为何物,只是崇尚武力政治。因此,他对孙中山虽然表面上尊重,实际内心非常轻视。袁世凯及北洋军人敢于对宋教仁下手,本身便代表着对孙中山的极度蔑视。宋教仁案发生,孙中山对袁世凯的希望彻底破灭了。

决定二次革命

面对宋教仁案的善后解决,国民党内产生了激烈争执。选项无非两个:武力起兵或法律诉讼。在这一问题上,孙中山与黄兴各执一词。黄兴过去并不信任袁世凯,亦不愿与袁世凯合作,然而此次却认为,袁世凯指使杀害宋教仁,证据确凿,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孙中山则对袁世凯失去了一切幻想,主张武力讨伐袁世凯,积极与国民党可以掌控的南方各省军人联络,并派陈其美、戴季陶等人说服黄兴。不过,国民党内仍旧分歧极大。陈其美认为上海地方太小难以固守,胡汉民、柏文蔚、李烈钧等多认为,目前革命军队实力较差,与北洋军开战很难得胜。在内部意见不一的情况下,孙中山敦促起兵讨伐袁世凯的努力难以推进。

在袁世凯方面,却已经开始磨刀霍霍准备迎战。袁世凯向五国银行团借款2500英镑,打算充实军力,进而打击孙中山与国民党。然而,这个大借款并未提交参议院通过并议决,实属违法之举。参议院中国民党员较多,当即以219票对153票通过决议,不承认大借款合同。袁世凯此时悍然破坏民国法制的举措,更引起了孙中山的愤怒。1913年5月3日,孙中山致各国人民与政府电,揭露袁世凯杀害宋教仁的真相,指责袁世凯用银行团借款重做军费,目的是对国民党宣战,呼吁各国勿资助袁世凯非法政府借款打内战。5月5日,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纷纷通电反对袁世凯违法借款。袁世凯借此机会罢免三都督,并起兵向南进发,决心不惜一切扫除国民党。7月12日,孙中山忍无可忍,终于决定起兵自卫,“二次革命”就此发动。

孙中山卸任大总统,本以为已经功成,从此投身于实业建设,却难以真正“身退”。他希望为国家建设20万公里铁路,然而袁世凯政府只许其空名,不予支持,甚至处处限制其职权。主观与客观原因都决定,他的铁路计划难以落到实处。他希望袁世凯能够维护共和,处处维护袁世凯,然而袁世凯却不断破坏共和,践踏民主法制。目睹共和成果如此被袁世凯破坏,孙中山只能以武力的形式捍卫共和成果。遗憾的是,由于双方实力过于悬殊,所谓二次革命转瞬即败。等孙中山与他的国民党真正拥有军事实力打败北洋政府时,已经是15年以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