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联络人大政协批示 他是西安事变联络人,军事工业奠基人,文革中坐了六年牢,经毛主席批示获释放

2017-01-12 02:26 来源:互联网

水煮历史

法院联络人大政协批示 他是西安事变联络人,军事工业奠基人,文革中坐了六年牢,经毛主席批示获释放

刘鼎




谈起自己人生经历的时候,他曾说,自己一生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参加西安事变,一是组织军工建设。


法院联络人大政协批示 他是西安事变联络人,军事工业奠基人,文革中坐了六年牢,经毛主席批示获释放

 刘鼎在延安(1944年)


1936年3月初,张学良与李克农在洛川密谈时,曾表示希望中共派一相当负责,但不是声名显赫的人常驻西安,以便与他和各有关方面进行联系。回到西安不久,张学良就收到李杜从上海发来一封密电,上面只有五个字:朋友已找到。

 

张学良知道李杜联系到上海共产党了,大喜过望立即派出了高级参谋赵毅专程去上海迎接这位“朋友”。只是朋友还没接回来,张学良就先迎来了另一路神仙军统领袖戴笠,戴笠这次前来西安主要是为了调查张学良与李克农是否秘密达成了某些协议。

 

这天戴笠正好与张学良在西安金家巷张公馆见面,由于张学良刚好喉咙不舒服,没法谈什么正事,只好麻将桌上解决,两人打麻将打得起兴。几圈麻将还没有打完,突然孙铭久进来汇报,说是给张学良治喉病的医生到了。张学良说:“没看见我在和雨农兄打牌?让他明天再来。”孙九铭听到命令后出去,没有几分钟又回来汇报,那个医生说他是副司令之前托朋友请的名医,副司令可能忘记了。

 

张学良一脸不悦,少爷脾气发作骂道:“不是让他明天再来吗,你闹什么?”孙铭久面露恐惧说他从上海来的,刚到西安就赶来给副司令赶来给看病。他还说病情紧急,早一点治疗早恢复。听到的是从上海来的,张学良开始醒悟了,知道是上海那边的朋友来了。戴笠当了这么久的军统,也是会察言观色的人,于是说:

 

张学良对这个人的印象不错,他看起来文质彬彬,一副知识分子的派头,但是气质不俗,处事得体果断,一看就是经受过生死考验的人物。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刘鼎。刘鼎见到张学良后,感谢他派人接自己来西安,同时也表示了自己到这里的目的,代表中央来听取张将军共同抗日的看法。

 

张学良却给刘鼎来了个下马威,他黑着脸对刘鼎连续发出了三个问题:


“刘先生,你是共产党人,我有几个问题请教请教。我张某人与日本人有杀父之仇,毁家之恨,抗日救亡绝不后人。可是你们共产党却骂我是不抵抗将军,卖国投降;中东路事件,苏联红军把东北军打得那样惨,还骂我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反苏反共;在陕北,红军打东北军为什么打得那么厉害?使东北军遭受了严重损失。

 

面对这一连串连珠炮式的发问,刘鼎暗吃一惊,但脸上依然保持着微笑耐心倾听,只是对于张学良提出的问题,也不能贸然回答,于是刘鼎坦诚地说:“张将军提出的这些问题很重要,请允许我想一下,明天详细地答复你。”

 

第二天,刘鼎再次来到张公馆,刘鼎单刀直入地回答了张学良提出的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张学良在东三省不抵抗而撤军,作为东北军最高司令,必然遭受全国人民痛骂。共产党自然要和全国人民保持一致,争取民心,肯定是和全国人民保持统一阵线。

 

第二个问题,刘鼎说,张学良主动收回苏联在北满特权中东铁路,并且驱逐苏联雇员,苏联才被迫出兵维护权利,稍后也没有借机扩大特权。至于张学良和张作霖一直在东北排斥苏联,和日本合作。苏联政府攻击他们亲日也不是没有道理。


第三个问题刘鼎表示张学良的东北军围剿红军,使得苏区和红军也有很大的损失,红军打东北军不也是属于自卫反击吗?

 

停顿一会后,刘鼎语重心长地向张学良说:将军想要打回老家去,收复东三省,唯一的办法就只能是联合红军,共同抗日,并告诫张说,蒋介石使东北军在陕北前线和红军作战,实则是借刀杀人,坐收渔翁之利。

 

这些话正说到张学良的心里去,之后张学良把刘鼎留在身边,两人同吃同住,每天在一起十几个小时,连续这样十多天。刘鼎在中共和苏联工作过多年,熟知它们的一切。刘把共产党的主张,苏联的主张毫无保留的介绍给张学良,同时刘鼎还协助张学良整顿建设东北军。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自驾飞机与刘鼎、王一哲飞往陕北洛川,张学良此次到洛川对外号称“督师剿共”,实则确是为了摆脱西安的“耳目”与琐事,在那里他即将见到自己30年代在上海特科工作时的领导周恩来。

 

这次的会谈中共原以为双方可能会在协商中出现争议,所以准备了多种方案,不料张学良却表示全部同意,具体问题上张亦大方主动。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对刘鼎说:“会谈出人意料的好,这是你对张学良做工作的功劳啊!”

 

1936年4月到5月一个月间,刘鼎连续向中共中央发出四封类似的电报,电文中详细汇报了张学良对中共的态度以及他从张学良处得知的重要消息,并且还说他发现张有“不小的计划”,然而从我们现在看到的历史资料中却得不到任何张学良曾与刘鼎事先商量过捉蒋的信息,更有西安事变研究者认为对于西安城里紧锣密鼓的秘密酝酿着的军事政变活动刘鼎几乎毫无察觉,那么为什么张学良不将这一行动的设想通知刘鼎,与之相商,在事变发生前的几天时间里张学良一次也没有找过刘鼎,刘鼎虽仍有四五封电报给中共中央,但全都是间接得到的一般情报。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兵谏之前张学良除与杨虎城商议外并未透露任何消息给中共,直至部署全部妥当张学良才将决定告诉刘鼎,并要刘鼎立刻给中共发电,请中共准备配合,事后刘鼎回忆说,此前张学良担心发出这样的电报被破译,所以在行动开始后才通报,12日凌晨5时刘鼎向中共中央发电,电称西北全部武装暴动,意图俘虏卖国头子,举抗日义旗。

 

事变当天,第一封通报事变的电报经由刘鼎之手,由西安发向了中共中央。12月23日,宋子文、宋美龄代表蒋介石开始与张学良、杨虎城进行谈判,中共方面则由周恩来以第三方调停者的身份出席,24日蒋介石口头答应了,张学良提出的中央军撤出西北召开国民大会,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等要求,一天之后在没有同任何人商量的情况下张学良登上了送蒋回南京的飞机,也踏上了被软禁半生的道路,张学良和刘鼎这对至交好友从此一别,再未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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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鼎在德国(上世纪二十年代)

 

刘鼎原名阚尊民,1903年出生于四川南溪县城一个小康之家,刘鼎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早年在学校读书时,他就是一个“不安分”的学生。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中学时代的他经常和活跃的同学带头组织学生会,发表自己的爱国宣言。1920年,他考入了浙江省立高等工业学校。四年后,刘鼎到法国参加勤工俭学,在柏林被自己的偶像朱德推荐加入中共。他先后进入了德国有名的大学哥廷根大学与柏林大学学习,是当时中华民国少有的高级知识分子。

 

1925年,五卅运动的消息传到柏林,刘鼎因为参加共产党活动被德国政府驱逐出境,很快,他又去了莫斯科东方大学、苏联空军机械学院学习、任教了三年。他兼作翻译,还担任过东方大学中国支部书记。

 

他在东方大学的时候,认识了在这里进行特工培训的女共产党员吴先清。吴先清出生在浙江临海的一个商人之家,是家里六个孩子中唯一的女孩,可能是从小都扎堆在男孩子中,她从小就是很女汉子的性格,不缠足,要求上学。

 

吴先清在读书时也是一个活跃分子,五四运动爆发时,年仅15岁的她就带着一帮同学上街贴标语,发传单,游行示威。20岁那年她加入了共产党,还带领女工参加了五卅爱国运动。1925年年底,她被派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两人的革命情缘就这样开始了。

 

吴和刘鼎属于革命夫妻,也是自由恋爱,他们结婚以后,感情非常好,两人生了一个孩子,在苏联几年平静的日子过得很幸福。可惜到了1929年,夫妇两接到了命令,要回国参加中共的工作,他们忍痛把只一岁的孩子送到了苏联的保育院。

 

刘鼎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后,立即加入最危险的上海中共特科二科。上海中共特科二科是当时中共最为重要的一个组织,科长是陈赓,更高的领导者就是周恩来。二科主要负责中共的情报收集工作,刘鼎是这方面的专家,他不但擅长化妆,跟踪,侦查,情报传递等基本特工技能,还精通地下无线电台。

 

刘鼎记忆力极强,能够记住整本复杂的译电密码。除了这些以外,他还有一项必杀技投毒,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在特科期间刘鼎遭遇过无数风险,他多次改变社会身份伪装自己,包括办成卖糖果的小贩。他曾经担任最为危险的情报传递工作,将双重间谍杨登瀛的情报带回科特。

 

地下秘密工作从来都是极为险恶的,稍有不慎就极有可能掉性命。1931年,中共特科顾顺章叛变,使得中共在上海组织几乎受到灭顶之灾,上司杨登瀛被捕,二科科长陈赓和特科负责人周恩来侥幸逃走,全国共产党员有800多人先后被捕。

 

刘鼎因过去同顾顺章极少接触,继续在改组后的中央特科工作,1931年10月10日刘鼎在外滩一家公园和人接头时,不料早有特务埋伏在那里,刘鼎一到公园就被抓走。他化名甘作民,伪造了个人经历,一口咬定自己是教书匠,遭遇酷刑仍然没有说一个字。刘鼎这次能被“保释出狱”,与他的夫人吴先清关系很大。

 

吴先清的嫂子是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的同学,吴先清的哥哥吴全清与周至柔是同乡,又当过周的机要文书,所以周至柔与吴先清是熟悉的,也知道她是共产党。周至柔见到吴先清便哈哈大笑地说:绿客婆(临海方言,意即土匪婆)来了。”吴先清也坦然地说:“是的,我来了,今天要么你们把刘鼎放出来,要么把我也一起关起来。”

 

最后通过各种内部关系,让刘鼎假装做了悔过的申明,才侥幸将其保释出来。此后,刘鼎这假装悔过的声明也成了文革中被抓住的“历史问题”之一。

 

1933年秋被保释出狱的刘鼎受到上海特务的监视,所以上海这个地方是不宜久留,他离开上海去了苏区。然而这一别竟成夫妻两人永诀,从此他们再也没见过面。1937年,吴先清死于苏联的肃反。

 

从上海化装成商人去苏区的刘鼎经过闽浙赣苏区时,闽浙赣苏区领导人方志敏听说刘鼎曾在苏联和德国留学,学习过军事制造和机电技术,对他十分欣赏,将他留了下。

 

1935年1月,方志敏战败被俘,四个多月后刘鼎也在一次搜山后被俘。 几个月后,刘鼎只身从国民党的俘虏营中逃出来到了上海,在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和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的帮助下刘鼎躲进了宋庆龄家中,1936年3月,共产党员董健吾找到了刘鼎,他告诉刘鼎张学良对联共颇感兴趣,希望请一位共产党员到西安去留在他身边工作,宋庆龄推荐了刘鼎,此后刘鼎一直承担着做张学良的思想工作。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会南京后被扣押。1937年3月,刘鼎离开西安回到延安。文革期间,刘鼎遭到了迫害,1974年的一天,一封写着“毛主席亲阅”的信件由工作人员递进了中南海,摆在了毛泽东的书桌上,写信人是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刘鼎的子女,此时的刘鼎已经因为“历史问题”在秦城监狱被关押了6年,信中这样写道毛主席曾说过:对刘鼎是信任的,西安事变刘鼎是有功的,希望毛主席过问刘鼎的问题,希望爸爸能早日释放出狱,毛泽东看罢信后批示了一句确有此事,放他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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