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帝王霸业 帝王心理学

2017-01-12 02:56 来源:互联网

龙有逆鳞,触之必怒。以龙喻人,帝王为龙,称为天子。每个帝王的内心深处,都存放这一些不可触碰的东西,凡是执意触碰着,最后都会因逆了龙鳞,而遭受非常之灾祸。

刨除帝王个人喜好,所有帝王的内心深处,最不可触碰的,便是帝王的权力和帝王的权威。

对于帝王的权力,任何有能力触碰或者有潜在实力的触碰者,最后招致灾祸也是常见之事,甚至顷刻间灰飞烟灭!

帝王心理学

康熙

查看帝王对于有谋反嫌疑的太子的处理,就可发现帝王对于反叛者的处理逻辑,对于反叛者,帝王几乎没有例外的一律处死,即使是太子,不忍心处死,也要将其终生囚禁。翻看古代律令,基本将谋反重罪移除在赦免之列,为了防止夜长梦多,对于造反者不给于秋冬行刑的待遇,直接斩立决,以最快的手段从肉体上消灭造反者。对于反叛者帝王杀无赦,即使帝王曾经许给他无数的功名利禄,最后等待的必是极刑。

成弟子牢脩因上书诬告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于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国,逮捕党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执膺等。

——《后汉书·党锢列传》

如果说造反直接威胁帝位,那么威胁到帝王权力施展空间更是帝王的逆鳞。职业经理人之间的结党,职业经理人和皇族成员的结党,职业经理人和内侍人员的结党,都影响到帝王权力的施展空间,最后甚至形成职业经理人团体挟持帝王的局面,削减帝王的权力施展空间。

帝王对于稍有结党苗头的职业经理人,往往采用严酷的手段。于是才有党锢故事中的“天子震怒”,“使同忿疾”,“逮捕党人”。

于是才有大才子解缙,牵涉到争国本,被明成祖朱棣贬往交趾,结果解缙不干寂寞,趁入京奏事的机会,私会太子朱高炽,结果朱棣震怒,解缙入狱。解缙私会太子,颇有职业经理人和皇族成员(最具有造反潜力的皇族成员)结党的嫌疑,久经风雨的政治老猎手朱棣当然不允许这种局面出现,提前将这种苗头抹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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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

帝王不遗余力的维护自己的权力,实在是权力是帝王的生存之本,没有了他,帝王将无处可逃。对于牵涉到帝王权力的问题,尤其是帝位的合法性、帝位的稳定、帝王权力的施展空间,都成了帝王内心的敏感区域。

二、帝王欲念对官僚生态的塑造

帝王从登位之初,为了保障帝权的稳定运作,帝王开始打造适合自己的治理环境,捏出适合自己的职业经理人体系。帝王发力,打造出适合自己的统治环境,统治环境逐渐开始印上帝王的烙印,帝王越是勤奋的打造统治环境,统治环境越离不开帝王,渐渐地帝王和统治环境融为一体。

帝王越来越勤政,烙印就越来越深。帝王成为郡县制生态系统的构成要素,成为帝国的结构件,一旦新旧交替,就意味着要素的更替,意味着结构件的更替,导致帝国短暂的不稳定。一些十分勤政的帝王往往会产生这样一种心理,乾坤需要帝王,乾坤的稳定运转离不开自己。

帝王对统治环境的打造,捏出适合自己的职业经理人体系的时候,需要遴选出一套和用起来顺手的班子,这个时候帝国的职业经理人往往面临一个十分重要的机会窗口。对帝王十分重要或者帝王用起来顺手的职业经理人,被帝王遴选出来,作为高级职业经理人,和帝王一起处理政务。

这些高级职业经理人十分熟悉帝王的性格和帝王的心理,甚至他们精研帝王的眼神和微动作,帝王对这些高级职业经理人委以重任,甚至许多帝王不能明言的事情,帝王的一些私事,这些高级职业经理人也能处理的十分得当。

对于职业经理人不太配合的时候,帝王往往将这些事情委托给内侍人员(后宫、太监)处理。这些人成为帝王的“近臣”,可以称得上算是“帝党”;用现在的话说,这些人就是在“体制内的体制”里工作,背靠极权,口含天宪。

《清稗类钞》记录晚清官员郭嵩焘的史论:“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北宋与奸臣共天下;南宋与外国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

也就是说,“帝党”不同朝代的表现形式不一样,西汉的时候“宰相和外戚”是“帝党”;东汉时候的“太监和名士”是“帝党”;唐朝时期“后妃”属于“帝党”;宋朝“奸臣”属于“帝党”;元朝“番僧”属于“帝党”;明朝“宰相和太监”属于“帝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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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

郭嵩涛鲜明的点出了帝王集权的后果。帝王个人精力有限,不断的聚集权力,就必须依靠职业经理人,结果这些人形成“帝党”,最后“帝党”反而掣肘帝王,甚至影响到帝王代际的传承。

帝王为了帝位稳定,不断地集聚权力,重塑职业经理人体系,重塑官僚生态,结果催生“帝党”,这些“帝党”们充分利用优势条件,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开始了大肆攫取利益的进程。帝王为自己的欲望付出代价!

三、阴与阳

先秦时代是封建制,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行郡县制。封建制时代实行绝对的权利承包责任制,封邦建国,“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我的领主的领主不是我的领主,”每个阶层的人员对自己的“王”负责,不对“天子”负责,天子的权力还不能深入到社会底层。

始皇帝行郡县制,用文官治理天下,文官代表帝王治理地方,文官既要对上级文官负责,又要对皇帝负责,这时候帝王的权力触角已经深入到社会底层。这个时候的帝王权力,用费孝通的话讲,就颇有“横暴权力(垂直权力)”的味道。帝王既要面对整个官僚系统,又要面对一个个的底层民众。

帝王处理政事,往往阴阳并用,恩威并施,明德用刑。从阳的层面来讲,帝王自己率先做出表率,勤于政务,保持道德权威,惩罚官僚系统中的作恶者,用官僚系统处理庶民中的作恶者,旌表模范官员和守法良民。帝王需要这样的模范,所以往往会对这些模范在言语中露出喜爱之情,这时候可以说是以正治国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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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教化本身存在短板,总有抱着“帝位面前人人平等”的枭雄,用武力颠覆帝王。帝王从制度设计上防止大规模武力颠覆出现,始皇帝当国后,对民间实施武器管制,“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帝王建立监察制度,知天下事,提前做好应对。从阴的层面将,对于天下事,帝王他不敢不知,对天下人,帝王他不敢全信。

帝王——一场一个人与天下人的战争,只不过这是一场要用一生才能终结的战争。郡县制模式下,帝王要当好家,他要面对的是一个个的底层民众和各种利益集群;他要处理繁琐的政务,要找人帮自己处理繁琐的政务;他以道德权威的面孔出现,可谓圣贤是也;同时为了生存,为了成事,他又不得不,任用家奴和近臣;不惜一切代价的削平对手,甚至“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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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翼曾言:“盖明祖(朱元璋)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这正是帝王阴阳心理结构的精准表述。

也许,这是帝王的无奈,非此无以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