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 刘伯承远离政治漩涡却不忘国防

2017-01-12 03:43 来源:互联网

刘伯承远离政治漩涡却不忘国防



刘伯承远离政治漩涡却不忘国防



刘伯承是父亲多年的老上级,父亲很尊敬我们党内这位杰出的军事家。

解放南京和在南京军事学院共事,使得父亲在和平环境中有了更多向刘伯承学习的机会,而且关系也很亲切。

我们两家住的很近,有次我的大哥和二哥跑到他们家附近,被路边的狗吓哭了。刘伯承的夫人汪荣华赶紧把狗赶跑,事后她对我母亲说:“你们家的老大很可爱,拿到我们家来养吧。”

那个时候干部子弟“过继”的现象并不罕见,我母亲说:“我儿子长的太黑了!”汪荣华说:“没关系,放在家里捂一捂就白了,回家和陈士榘商量商量。”

母亲说:“你们家不是有男有女吗?”汪荣华说:“我喜欢多要一个。”

母亲还真的和父亲商量了,父亲想,已经有了三个儿子,给刘伯承家一个也好,但是母亲还是舍不得,就给汪荣华回话不送了。前两年,我哥哥见到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还说起这件事,刘太行顿时哈哈大笑。

父亲说刘伯承是一个典型的职业军人,辛亥革命不久,他就参加了护国战争。在讨袁护国斗争中,年仅二十四岁的刘伯承组织起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这支队伍能攻善战,很快发展到两千余人。

他率军攻下鬼城丰都,由于身先士卒,负重伤失去了右眼。他战术灵活,作战勇敢,年轻轻地就落下“川军名将”的称誉。刘伯承在川军中战斗了十年,参加了护国、护法战争,也参加了军阀之间的战争。他感到做为一个军人不能用战争给老百姓带来痛苦和灾难,而要用战争为老百姓带来安定和幸福。

1926年,刘伯承在吴玉章等人的引导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到南昌与朱德等一起组织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之后,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刘伯承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学到了先进的军事理论,还学会一口流利的俄语,所以后来他能用俄语与李德的战术进行研讨。

父亲说,我军的将帅基本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而刘伯承不仅战争实践多,在军事理论上也出类拔萃。一向崇拜毛泽东的父亲还特别说,刘帅的军事理论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父亲说,和刘伯承共事和接受他的领导,会感到他在人际关系上很简单,全部心思都用在打仗和军队建设上了。在这方面他绝对忠诚,也是一个工作狂。红军时期,敌人远远强于我们,我军战史上著名的乌江之战,就是刘伯承在红军时期指挥的关键战役。他指挥得果断“狡诈”,否则红军有可能一蹶不振。

关于乌江之战,毛泽东曾风趣地讲:“朱德同志说,四川称刘伯承是一条龙下凡,江水怎么会挡得住龙呢?他会把我们带过去的!”

抗日战争中,刘伯承任一二九师师长,与政委邓小平率部深入敌后,在太行山建立了直到现在都被人们熟知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组织指挥了奇袭阳明堡、伏击神头岭、巧胜七亘村等战斗,粉碎了日军的九路围攻,打破了敌人的十三路“围剿”。

解放战争,国共两党逐鹿中原。1947年6月,刘伯承与邓小平率十二万大军突破黄河河防,指挥鲁西南战役,随即千里跃进大别山。蒋介石派白崇禧指挥33个旅围攻大别山,刘邓大军顽强地重建大别山根据地。同年12月,邓小平等率主力在大别山坚持内线斗争,刘伯承率一部北渡淮河,调动敌人。刘邓大军和进军豫皖苏的陈(毅)粟(裕)野战军和进军豫西的陈(赓)谢(富治)兵团互相配合,经十个月艰苦作战,扩大了中原解放区,迫使国民党军进一步陷入被动。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虽然打得惨烈,但刘伯承有勇有谋,而且判断精准,成功地拖住国民党重兵,难怪白崇禧称刘伯承乃共军第一悍将,蒋介石则痛斥顾祝同等无一人堪比刘伯承。

父亲说,同样可贵的是刘伯承为人低调,虽然在党和国家都有很高的职位,但是他对军队以外的事情从不伸手。他也不喜欢批来批去,对于整人的行为敬而远之。不像有的人,虽然后来自己被打倒,翻翻他的历史,也经常批判别人。

如果林彪的情况放在刘伯承的身上,他就不会出事,他知道军人的主要职责是保卫国家而不是政治斗争,更不是排除异己自己往上爬。他绝对不会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角色,也不会像林彪那样对多年的同事、朋友下手。

在我们这一代人眼里,刘伯承一直是个谜,我们既崇拜他,也不理解为什么一个叱咤风云、战功赫赫的军事天才从来都是坐着轮椅、戴着墨镜,一言不发也毫无表情的出现在一年仅有的一两次公开场合中。尤其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把他安排在“右派阵营”里,与林彪、四人帮的干将组成的“左派阵营”形成鲜明对比。

我多次问过父亲,为什么给这位元帅这样的待遇?在文革中我问父亲的时候,他说:“你小孩子问这些干什么,你也不懂。”

1986年刘伯承元帅逝世,父亲参加追悼会回来后心情沉重,我又一次问起同样的问题。他伤感地说:“刘帅活了九十四岁,高寿了,可是他的病一直折磨他,多年前就双目失明了,后来卧床生活不能自理,很受罪。他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愉快,50年代就无端受到批判,说他搞军事教条主义。我当他的教务长,也受到过批判。刘帅忍辱负重,把这种不公埋在心里。

“文化大革命他心里也不愉快,看着他的战友、下级一个个地被打倒,他也没有办法扭转。但他对这场运动不积极,这在那个年代是很难做到的。在多么困难的情况下,他都没有忘记军人的天职,哪怕双目失明,也摸着沙盘研究国防。1962年中国同印度打自卫反击战,他摸着沙盘做出的部署让人叫绝。文革中苏联和我们剑拔弩张,我负责工程防御,当面请教刘伯承一次,他也是摸着沙盘分析,感到他虽然‘隐居’,可是一直在关注着国防,所作的判断让我们心服口服。他一辈子一门心思尽到一个军人的责任,真是个战神!”

特别遗憾的是父亲去世后我看到一些回忆录,说到解放后刘伯承坚决拒看一切战争片,而且说:“我们牺牲一位战士,他的全家都要悲伤啊!这会给那个家庭带来多大的损失啊!同样,一个国民党士兵死了,也会殃及整个家庭。他们都是农民的子弟,一场战争要损伤多少家庭啊!就是因为这个,每在战前,我们连觉都睡不好。现在战争结束了,就不愿意看、怕看战争的场面……我就是从大堆大堆我们的兄弟、父老、亲人的尸体上爬过来的,我至今仍看到他们为我们铺设的一条血肉模糊的路。‘敌人’也一样,他们也是我们的同胞啊!”如果父亲活着,我一定要问他刘伯承是否也和他讲过类似的话,可惜已经不可能了。我自己觉得,站在历史和民族的高度,刘伯承的话没有错!

(本文摘自《一生紧随毛泽东---回忆我的父亲开国上将陈士榘》,由陈士榘将军的儿子陈人康口述,由金汕、陈人康、陈义风合著,人民出版社出版)